“我不是农民，却常工作在田垄；我不是地质学家，却常翻山越岭……”今年70岁的王巍从事考古工作已有40多年。在他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我是中国考古人》中，道出了他从事考古工作的真实经历。

田野考古是一项艰苦的工作，风吹日晒雨淋，只是“家常菜”，更大的挑战在于每一次考古发掘的过程。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他和团队专家学者一起，通过考古发现，打破西方传统的“文明三要素”标准，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为如何判断进入文明社会设立新标准，为中华文明续写家谱，把之前国外认为的中华文明只有三千多年历史，推到现在的五千多年。

结缘考古

记者：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考古专业？

王巍：我父母都是大学生，学生物的。我在学校学习很好，但是初中上了一年半就去插队了，数理化学得特别少。周围人告诉我说考古是文科中的理科，这让我开始关注考古。那时候我看了一个关于考古的专题片，里面包括秦始皇兵马俑、马王堆汉墓等重要考古发现。原来我对考古一无所知，专题片里琳琅满目的珍贵文物，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这应该是我选择考古专业的决定性原因。

记者：当时大学阶段对考古的学习顺利吗？是从什么时候觉得真正了解考古？又是什么时候真正喜欢上考古的？

王巍：我印象中是2025-08-04公布改革高考制度，恢复高考，然后11月28日就考试，仅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复习准备。当时我拼命地准备，但也是临阵磨枪，那一年录取率还很低，能考上大学非常不容易，所以我特别珍惜学习机会。大学时，一下课我就往图书馆跑，一坐就是大半天。

我很幸运，第一学期就上了著名考古学家，后来曾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张忠培先生的课——《新石器时代》。因为没有文献，都是通过出土文物来分析它的形制变化、年代、当时人们的生活等等。张先生的思考方式，一下子就把我给吸引住了。

学习一年后，我经历了第一次田野实习。当时我们去了河北张家口的蔚县，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但并没有动摇我的意志，反而通过考古，第一次发掘一件陶器、第一次清理一个墓葬，那种成就感、那种喜悦，更加深了我对考古的理解与喜爱。

后来我就一再呼吁各高校一定要重视田野考古实习，要选择丰富一点的遗址。如果遗址遗迹遗物贫乏，那对学生很可能就是个打击。我们要选好考古实习遗址，安排好学生的生活，让他们通过实习不是离考古而去，而是被深深地吸引住，下决心终生从事这个事业。

记者：40多年的考古经历中，哪一次最辛苦？

王巍：我觉得最辛苦的一次是1981年第二次田野实习的时候。还是在张家口蔚县，在全县进行考古调查。我们每个人背着十斤挂面和一块固体酱油。老乡也很困难，我们不能吃人家的东西，每次到村里，就到人家家里借一个锅，清水煮面，然后掰一块酱油放进去。晚上睡大炕，虱子跳蚤一大堆，浑身被咬的都是包。虽然艰苦，但我们的付出没有白费。当地原先只有几处遗址，经过我们的调查，发现了上百处遗址，我所在的小组还发现了填补当地考古空白的历史遗存，我们都很兴奋、很有成就感。

田野考古是考古的实验室

记者：在过往的考古经历中，最有成就感的是哪一次发掘？

王巍：是我在北京房山琉璃河发掘西周燕国都城和贵族墓地那一次。当时，我们发掘了一处最高等级的墓葬。一般来说，当时贵族墓葬中的青铜器、玉器等随葬品都放在头部，但这个墓葬上半身的部分都被盗了，剩下的东西很少。结果在墓主人棺内的脚边发现了两件青铜器，而这两件青铜器上有长篇的铭文。铭文记述了“周初封燕”的内容。这是第一次在考古出土的青铜器铭文当中，实证西周初年分封诸侯。本以为墓穴已被盗，结果发现了青铜器，而且上面还有铭文，并且是非常重要的记载，就觉得很惊喜。

记者：考古发掘是一项艰苦而又耗时长久的工作。整个考古发掘过程中，最考验人的是什么？或者说最难的部分是什么？

王巍：考古发掘的结果大家都能看到，但实际上发掘是一个非常艰辛的过程。首先是风吹、日晒、雨淋。比如六七月份，室外温度能达到40多摄氏度，顶着大太阳也得继续发掘。除了辛苦，在发掘过程中，很多现象不是一下子就看得清的，所以要动脑子，要设想多种可能，然后逐步去验证、排除。

田野考古是考古的实验室，我们不能放过任何一个蛛丝马迹，要尽可能把所有现象详细地记录下来，不能漏掉。这应该是我几十年考古生涯中总结出的田野考古中最重要的基本功。我培养学生也会特别要求他们这方面一定要过关。田野考古不过关，就好像外科医生不会做手术一样，根本就是纸上谈兵。

我个人体会，当考古发掘的领队和负责人很累脑子，同时也要看经验。如果没有预判到位，有些现象就会被忽略，甚至被挖掉破坏了，那就不可复制了。

比如在北京房山琉璃河进行考古发掘时，我承担的第一个发掘项目是西周时期燕国一个小型的墓葬。当时的贵族使用马车，所谓“事死如生”，他们在下葬时会在墓葬旁边放置马车，我们叫车马坑。商代晚期的马车一般都整车埋葬，只要发现了车的一部分，比如发现车厢，顺藤摸瓜，车辕、车轴都能发现。但是在西周时期的燕国，是把车拆开埋葬的，这个发掘难度就非常大，因为不能从发现的一个部分大致复原当时的情况，只能一点一点地清理。而且那个时候的车不涂漆，不像春秋战国时期的车会涂红漆，一旦腐朽就跟土没有本质区别。通过详细观察，腐烂的木头质地会软一点，但很难分辨。

一开始，当地发掘团队认为，该墓葬随葬的马车，并不是整车埋葬，而是用车轴来代替马车。因为当时只发现了车轴两侧的铜饰件，车厢等其他木质结构均未发现。我当时就比较怀疑，决定再找找看。我和老技工切磋，一点一点地刮，第一个车马坑发掘了一个多月，终于找到了蛛丝马迹，把整个车都发现了，表明当时也是整车埋葬，只不过把车拆分开了。

如果不是我们特别细心地去做，那很可能就留下西周时期的燕国车马坑里不放马车，只放一个车轴的认识，这个太可怕了。我经常讲到这个例子，就是说在田野考古中，要尽可能详细、仔细地进行发掘。

为中华文明探源

记者：除了在考古一线参与发掘，你还做过很多研究工作，比如担任过国家“十一五”到“十三五”科技支撑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首席专家。你觉得我们为什么需要给中华文明续写“家谱”？

王巍：我1987年到日本留学后，会浏览日文出版的图书，里面有一些世界知名学者的论著，我看到其中的记述，说中华文明只有3300年的时间，我觉得很诧异，我们都说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怎么在国外的记载中只有三千多年？

当时流行的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准是冶金术、文字和城市。按照这三要素，中华文明最早能够确认的文字是在殷墟发现的甲骨文，这大概是在商代后期。那商代前期、夏王朝该怎么算呢？我那时候跟日本学者讨论，他们认为夏王朝是虚幻的王朝，黄帝、炎帝、尧舜禹更是神话传说，这给我很大的刺激。我意识到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得靠考古发现。我花了十年时间研究东亚地区文明起源和文化交流，1996年夏天，拿到第二个博士学位后，我回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担任夏商周考古研究所主任，正好赶上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全程参与了夏商周时期都城遗址发掘、遗物测年分析等工作。

我们用五年时间拿出了一张年表后，希望科技部能继续支持项目。我们要做什么项目？大家异口同声，就是做中华文明起源。这个项目太重大，大家也有疑虑，文明起源要怎么研究？各种自然科学技术怎么应用？做了能不能结项？2025-08-04，我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对于开展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总体思路和课题设置给出了建议。2002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正式启动，我和北京大学的赵辉教授成为项目负责人。

记者：你刚刚也提到，“中华文明探源”是个大工程，具体是怎么展开研究的？

王巍：我们当时提出的方针就是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多学科，就是各种自然科学技术手段能用尽用。多角度，就是不仅研究考古，还要研究文化、社会、生产发展、精神生活等方方面面。多层次，就是不仅研究都城、区域性的中心，还要研究社会底层以及它们之间是怎样形成一个“金字塔”的关系。

我们当时面临如何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准问题。之前普遍流行的标准就是前面提到的三要素——冶金术、文字和城市，这个标准像一个“紧箍咒”。后来我们自主设计了子课题，研究三要素的起源，发现它是欧美学者根据埃及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概括出来的。这两个文明可能具有这些特点，放眼世界，中美洲的玛雅文明不知道冶金术，南美洲的印加文明是结绳记事，不知道文字，但是国际上并没有因为它们不符合这三要素而否认它们进入文明社会。这说明三要素不具有普遍性。这样我们就有信心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来探讨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准。

记者：“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有哪些阶段性成果？

王巍：在探源工程开始之前，山东、河南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都发现了大墓，我们就开始在有大墓的地方，寻找都城，寻找一些高等级的建筑，就是跟王权更直接相关的遗迹。随后我们在全国相继发现了几十座城池，包括良渚遗址、章丘焦家遗址，等等。根据这些遗址，我们提出了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三个主要标准。第一是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第二是社会分工，社会分化加剧出现阶级。第三是权力不断强化，出现王权和国家。

我们也遇到了挑战，就是在没有当时文字记载的情况下，凭什么说那时进入国家？为此，我们补充了国家出现在考古上的几大特征。第一是都城，有国家就有都城。都城规模大，需要动用大量人力来修建，而且有明确的功能分区。第二是宫殿或神庙，作为高级贵族、王居住或处理政务的场所，宫殿或神庙应该是规模大、制作考究的建筑。第三是大墓，有国家有王权，总会有大型墓葬，且随葬品非常丰富。第四是一套彰显持有者尊贵身份的器具。在良渚，就是玉琮、玉钺和玉璧；在殷墟，就是青铜器。第五是战争暴力。我们说有这五个方面的表现，就可以判断进入文明社会。

根据这个标准，我们实证了中华文明至少已延续了五千年。在良渚遗址的一系列重大发现，都证明这里当时已经进入文明社会。当然，光我们说还不行，国际上认不认可呢？2025-08-04，良渚遗址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给出的理由认为，良渚古城遗址展现了“早期区域性国家形态”。这几个字非常重要，“早期区域性国家形态”，不就是早期文明的代名词吗？良渚遗址的发现，把中华文明的起源从原来国外认定的三千多年，更正为现在的五千多年。

见证中国考古百年变迁

记者：除了担任“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首席专家，你还担任过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考古学百年史（1921-2021）”的首席专家。这个项目的推进顺利吗？

王巍：我感到最困难的就是“中国考古学百年史（1921-2021）”项目了，《中国考古学百年史（1921-2021）》最终写了900多万字，260多位学者参与。到2021年中国考古正好是一百年，大家都觉得应该有一个很好的总结，但是太艰巨，工程量太大，在提出这个动议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不可能。动员200多个人，只要有一个人不写，就缺一个环节。

后来我觉得，这个应该做，那我们就尽全力。做起来确实难度非常大，现在学者们都非常忙，往往一个人同时承担了好多个项目，所以我们这个项目能不能放在最前面？我们选择了两百多个学者，把中国考古学的学术问题分解成为一百多个子课题，然后每个课题需要梳理来龙去脉，它的发展过程和阶段性特征，还要展望未来。从最先交稿的到最后交稿的，相隔将近两年，甚至我们十月、十一月要出版，到六七月的时候，还有没交稿的，我就一遍遍联系，有时一个人就得联系二十多次，那200多人，这个联系的工作量就很大了。好在最终结果是好的，我也很欣慰。

记者：从个人经历出发，你觉得几十年前的考古发掘与现在比有什么不同？

王巍：这些年来，我国考古在自然科学技术手段的应用、发掘理念、国际地位等诸多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就我个人来说，从第一次田野考古到现在，体验真的是有天壤之别。

比如，在考古发掘中，测绘很重要，以前我们测量距离，都是用皮尺人工测量。1996年到1998年，我带队在河南偃师商代早期的宫殿区进行发掘，测量宫殿的长宽时，换不同的人拉皮尺，或者同一个人拉得紧一点、松一点，五十米的距离，往往就差二三十厘米，每次测都不是同一个数值。后来我们引进了精密的数字化的测量仪器，精度非常高。

我们早年考古发掘时，是怎么定位的呢？比如说老张家的墙角，离哪里有多少米，那老张家的房没了，要确定原来的遗址位置就非常困难。现在我们有矢量图，所有信息都在一张图上，有了更精确的测点技术。科技考古，就像给考古加配了望远镜和显微镜。跟四十多年前比起来，考古在方方面面的改变太多了。原先我们落后于国际同行，现在我们的科技手段、研究水平、理念走到国际先进行列，跟欧美发达国家比肩，而且还有我们的特点。我觉得这是一个飞跃，当然这跟国家的支持和投入是分不开的，也跟我们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

记者：下一步中国考古要朝着哪些方向发展？

王巍：2000年的时候，我曾经发表过关于中国考古发展方向的文章，提出了“三化”，即科学化、国际化和大众化，现在我觉得仍然是这三个。

科技化就是各种自然科学技术更加广泛、全面、深入地应用。

国际化，就是要有更广阔的国际视野。在国际化的道路上，我们经历了从请进来到走出去的变化。我从2012年开始，带队先后在乌兹别克斯坦明铁佩古城、洪都拉斯玛雅文明都城科潘高级贵族墓地、古埃及战神神庙等遗址参与发掘。原来我们的设备、发掘手段、经费都是请国外带进来，现在我们学会掌握了，又有了一些新的方法，就开始走出去了，国际影响力增强，在国际考古舞台上有了发言权。

大众化，就是要让更多人了解考古，通过考古来研究中华文明的辉煌成就和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原来考古是冷门的，大家都觉得很神秘；这些年来，考古不再陌生，成了大家关心的领域，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变化。